这两天，有两个陪伴我们青春的人去世了，一个是写书的，一个是做电影的，前者是金庸，后者是邹文怀。金庸先生去世的时候，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邹文怀先生去世的时候，我在回家的夜班车上。
青春年代，金庸的武侠和嘉禾的港片，不分好坏，一直是我们的精神鸦片。只是我们的青春是属于盗版的。无论是书，还是电影，属于他们的，我们看得都是盗版。三联版的36幅国画，和嘉禾逆时针长方块构成的四方形，成为记忆中那年代最象征性的画面。学业那么重，我们依然有足够多的时间挥霍，流连在租书摊和录像厅，挤在某个同学家的VCD旁。
记忆足够重，时间消失得就足够快。当我坐在沙发上，看到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，愣了一秒。一件事，无论你做好了多么充分的准备，也无法十足应对它的突然到来。我迅速地难过起来。在回家的夜班车上，邹文怀先生去世的消息弹出，我同样愣了一秒，一般地难过。而更相同的却是，这难过，并不长久，很快地就消逝了。
像二位先生那样的人物，做了自己喜欢的事，轰轰烈烈地活了一生，影响了那么多人，于人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作品，在九十余岁的高龄安详地离世。这是喜丧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难过的呢？关于死亡，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情感。
我的祖父尿毒症去世时，六十岁。我才三个月大，没有任何的记忆，也没有什么喜怒哀乐。我的祖母去世时，我在复读。老人家七十岁，得了胃癌，三个月就瘦成了真正的皮包骨，躺在床上，连棉花都觉得硌身子。她病在秋季，最终连春节都没过，迅速地就过世了。那一天，我的班主任走到我桌旁，说了句，回趟家，家里有事。我就一路哭回了家。在整个丧礼的过程中，哀伤不能自持。然而我事后想起来，却产生了些微的安慰。她去得快，也没有遭什么罪。待到去年，八十岁的外公去世时，丧礼上我除了难过，更多的是欣慰。你瞧，关于死亡，这是更复杂的一种情感。
我的外公能干，种庄稼、盖房子，炸山石、刻石雕，样样都是好手。他一生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得了湿疹，痒了十年。他年轻时自恃身强体壮，做活累了就睡在石板上，得了这毛病倒也不奇怪。但是十年，痒得不分昼夜，非抓到流血不可，任谁又能体会。各种药物治疗都不见效，就这样一天天熬着日子。后来机缘巧合，我发现了一种对症的药，终于大有缓解。可是去痒没多久，他就摔了一跤，坏了盆骨，连路也不能走了。紧接着又插上了排尿管。日子就真的成了漫长的一天又一天，或坐，或躺。
外公的垮掉是一瞬间的事。从那时起，既担心又盼望他早日离世的矛盾心理就开始出现。没多久，盼望的心理就占了上风。等到家里第四世降生，这种盼望就变成了渴求。到后来外公真的走了，好像自己倒长舒了一口气。剩下的，再难过也是我们的事了。
我想念三位老人家，但我不难过。我只是想念。如今，我只剩下外婆了。好在这是一个健康的外婆，我时刻祈求着她能活得更长久，再长久一些。
人年纪大了，本来就要死亡。只是寿则多辱，不怕死亡，怕不能善终。但是仔细想，善终的固然不必难过，不善终的更无需难过。庄子说，死亦何哀？似乎确是一件值得鼓盆而歌的事。只是我仍存在着一种惧怕。
我一直经历这种惧怕。伴随着成长，始终存在同辈人的离世。他们出现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，以不同的和我们相似的年龄一样地离世。或在童年，或在青年，或在壮年；得病、被杀，或者自杀，人人都正当最好的年华。只是他们来了，又走了，除了难过，留给我们的更是遗憾。对于死亡，我惧怕的正是遗憾。我遗憾不记得祖父的音容笑貌，遗憾没能带祖母去北京看毛主席，遗憾本该却没能见到外公最后一面，遗憾那些正当最好年华的人们，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人生。他们走了，连遗憾也来不及留下。
这都是因为人间的烟火太独特了。
死无所哀，但我仍然认为，生，是一件欢乐的事。
可见《至乐》篇，我依然没有读到境界。